拋開論述

讀書時期，我曾有段頗長的時間非常受到各種discourses影響，這種主義、那種主義之中，有我信守的也有惹我厭惡與不齒的，拾得幾個的話不愁每個學期的論文作業沒題材，要是運用有點熟練的話甚至能博得個好成績。但在讀人類學時，田野調查的技巧之一是要拋掉理論，我只是記住了它，卻深感這事有點難度。

直到後來受訓，我所帶領的學員之中，有一位比我還要早離開。原先做美容行業的他，個性相對陰柔，每晚提著一小籃護膚品洗澡，他的師兄弟都說他是個gay，日常工夫就有意無意地被眾人杯葛。學員也沒有惡意，只是單純得在最陽剛的地方感到無法直率有效地跟他溝通。他在臨舉手離開前的某夜，跟我談起Foucault，關於權力和懲罰的論述，他和我一樣都被有理和無理的原因罰得太辛苦了，「原來以前讀的東西，都是真的。」

好辯如我，就在那刻知道要跟discourse 一刀兩斷了。不是因為不能理解那種辛苦，我甚至也在他離開後數星期也舉手離開。而是我感到，痛苦會被那些discourses 放大，人好像在驗證痛苦的預言一樣，非常無力。

像在工會組織時曾為「零散工」工友籌辦過小組，當時還是個大學生只是做做兼職，鸚鵡學舌地說「零散工」沒有保障是新自由主義底下僱主剝削員工的伎倆。那時開街站發傳單也撈不到很多工友，今時今日身邊圍繞著的卻多是自由業者。與其說他們是被僱主剝削，他們更認為自己在經營個人品牌，不是社會的無名小卒而是一個「合作單位」。在旁人眼中悲慘愁困的苦活，在主事者心中卻是充實又豐冒險精神的生活。兩者或許都是對的，就看你選取了那一邊的論述。

令人驚歎又愉快的是，當我慢慢學習從discourses 之中抽身出來，嘗試注意自身的想法和感受先於過往的論述後，我才發現老闆從來就不是被理論腐蝕的人，我花錢讀個碩士的一項得著，是她家庭教育裡很基礎的成分。這也造成了她敢擔當的個性，不會胡縐一套論調與說法來掩飾過失。這路人馬實在太多了，有做地盤的朋友就分享過當時跟的地盤遇上收地問題，判頭和大公司間流傳是外國間諜教士在搞事，「佢哋重話呢啲內情唔會有傳媒報導，好彩喺WhatsApp group內睇到，親耳聽我驚我真係忍唔住笑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