繼之前受可洛的邀請,跟他在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》裡寫了一期後,近日終於認識了李維怡,被她賞識參加了件社會運動,容我這樣把一件報導文學的事如此定義吧!我想都是「工人文學獎」的提攜,他們二人均為當時的評審。縱使我在中六時就認識可洛,但我還是這樣估計。
這些均為我渴求的機遇,連帶著被賞識的滿足感。維怡說到找我的原因,是因著小說裡頭鮮明堅定的立場和思想,縱使文章未必算是太好,但她已覺得找我來幫忙是沒錯的。說真的,自從看過她那篇《那年夏天裡我們的蛹》,我便十分欣賞她,後來再讀董啟章的《物種原始.貝貝重生.學習年代》時,也發現她的楷模。
這是種很怪的互動,我對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,她卻對我幾近一無所知。和有些不相熟的朋友關係相似,他們可能經常讀我這網誌,我卻對他們不甚了解。最惱人的莫過於,我能有什麼關於我自己的能告訴他們,他們可能早就知道。
話又說回來,我對此事感覺最矛盾的卻是,我感到我在文學與社運之間迷茫起來,漸漸分不清我想以何者為主,又何者為副。我因著「文學比賽」而獲得這個「社運」的機遇,而我在近兩年又會走到社運的陣線上,雖未算最前,但都是個給予意見的小角色。
記起當年懵懂的搞「反驗毒」時,我就誇下海口說是希望認識文學圈子裡的人,今天我還不是算做到一點嗎?至少沾上了一個邊,受著一個我頗看重的文字耕作者親自邀請,怎會不使我在當日受寵若驚?甚至在深夜十一時對著發白的屏幕亢奮地叫喊。
怎也好,這件事沖淡自去年放榜失敗後的傷心跟失落,惟有好好把握這個契機,將「苻敷青」這個角色演到最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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