於是就這樣畢業半年

於是就這樣畢業半年。

自消防及救護學院大門下坡已將近五時，將軍澳在香港的東面，果然要比青衣更早有日照的昏黃。來到這次單獨面試，就只碰到另一個在我之後時段的考生，閑聊幾句得知是17年大學畢業的雙失；上月回校拿證書時遇上的同學也說仍在找；就連互委會街坊的女兒也是剛畢業在找工作，這半年香港的求職市場到底搞什麼鬼？

那時不知地厚天高，說想要找份萬多元的工作，加上freelance 每月賺萬六左右，夠日常開支、家用、儲蓄，算來還有幾千塊足以租個文化小沙龍或工作室。從來定下稍高的目標，是為了達到足以高的高度。而我以上的目標準是過份卑微，才終致一無所獲。

《地厚天高》裡，抱著結他的天琦說到假如沒有魚蛋一役，他想大概會搵份不花時間的hea工，夠開飯和交租，不用買車買樓，餘下的時間就用來玩結他。他好像道出我的心事，假如文化界沒有位置，就自己在別的行業掙點錢，開闢自己的創作路，辦讀書會、電影會，偶爾儲些二手書，多學種語言⋯⋯半年下來方又驚醒原來這麼難。

翻查新聞，十年前畢業生起薪點是15,000元，當年一位紀律部隊主任的入職薪金則是22,840元到28,760元之間；2017年，畢業生起薪點少了1000元，而聽到同科朋友較高的開價就只是15,000元（只曾向私人機構開出此價錢有回音），而一位紀律部隊主任薪金已是33,320元至41,955元。由相差幾千到一萬許，轉眼就變為兩倍甚至2.8倍。如果說公務員薪金一直跟私人市場調整，那麼這十年間到底誰分享過經濟增長，又是誰在肩負通脹呢？

再細心地想，假如與她將來組織成社會的一個經濟單位——家庭，兩個都可在文化界裡混下去的可能到底有多少？像她的陶瓷老師，有自己的工作室，上課時會說遊日也膩了；身邊各個這樣的經濟單位，大都是一半在文化出版界努力，另一半在學院、中小學中教書。我呢？我又有什麼？

感謝父母賜我一雙健康的眼睛，特別要感謝我媽悉心照料，一身橫練的肌肉更是4年的琢磨成果。這樣的身體條件，這樣的經濟環境，這樣的父權社會下，一個理性的男人會怎樣做？

天琦選了《十八》，我也許要選《再見理想》，假如我有機會「再見理想」的話。

於是就這樣畢業半年，是為2017的下半年紀。







（筆調好像很灰，但心態沒有，不過是世界太暗。如果月入四萬，為文化界做大個餅也未嘗不是件美妙的事）